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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為何需每年引入七十萬移民

英國的問題,不在於變老,而在於裝作還年輕。今天,每一百名工作年齡人口,要養活約三十名退休人士;二〇四五年,將升至約卅五。這叫老年撫養比,意思是每一個在職者,肩上多了幾分重量。稅基收窄,開支上升,養老金和國民保健服務(NHS)靠的都是眼前這群納稅人。當納稅者少了,受益者多了,結局只有三個——削減養老金,削弱醫療,或加稅。這不是意見,而是算術。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推算,若不再有移民,到二〇五〇年代,老年撫養比將升至約四十四,也就是說,一百名工作人口要養活近半的退休者。要保持現狀,英國每年需淨移民四十至七十多萬人,約佔人口一個百分點。這不是荒誕的數字。加拿大長年維持相若比例,澳洲在二〇二二至二三年度的淨移民更達五十一萬八千人,接近人口的兩個百分點。先進國家早就明白,移民不是威脅,而是血液。

英國其實已在這條路上。ONS估算,截至二〇二三年六月,淨移民達九十六萬;翌年雖降至約七十二萬,仍高於疫情前。這些人多來自非歐盟地區,靠工作或留學簽證進入。問題不在數量,而在方向。政府不敢承認這是長期現象,只把它當成「暫時失衡」。結果是什麼?房屋不足,醫療吃緊,教育擠迫。政策沒有準備,民意自然反感。然後政客說,要「控制移民」。

遺憾的是,主流政壇幾乎沒人敢提「人口結構」四個字。大家爭着談邊境、談治安、談庇護,卻沒人肯承認:若沒有年輕勞動人口進來,誰來繳稅?誰來照顧病人?誰來支撐這個國家?減移民很容易,付代價的,是每一個老年人的養老金,是每一個病人的手術排期。假裝無代價,是這個時代最昂貴的幻想。

鼓勵生育?聽起來好聽,實行起來皆敗。英格蘭與威爾斯的總和生育率2024年只有1.41,南韓更跌至0.72。各國送補貼、給稅惠、設托兒,無一奏效。即使今天開始生得更多,二十多年後才能進入勞動市場,而國家要先負擔教育與醫療。等那批孩子長大,老化問題早已壓頂。

醫療最能說明一切。英格蘭NHS裡,每五個員工就有一個不是英籍,醫生與護士的海外比例更高。若沒有他們,整個體系立即失衡。要減少依賴外來人,就得增加本地培訓與留任,但這要錢,要時間,要政治意志。這些年,我們三樣都欠。

移民不是萬靈丹,卻是止血帶。外來人口也會變老,這是事實;但沒有他們,社會老得更快。移民政策應是「緩衝」,爭取十至二十年的時間,去重整結構、提升生產力、改善教育與房屋供應。否則,老化與排外,只會一同拖垮英國。

老化是確定的,數字不會說謊。英國可以選擇面對,用計劃的移民支撐代際平衡;也可以選擇逃避,讓稅收上升、養老金縮水、醫療崩壞。問題不是該不該開門,而是要不要為現實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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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市政稅的荒謬與啟示:從戴卓爾夫人到香港差餉地租

英國的市政稅(Council Tax)是一場歷史遺留下的錯誤。這一制度誕生於九十年代初的政治混亂。當時首相戴卓爾夫人強推「人頭稅」(Poll Tax),引發全國示威與暴動。她的政策不僅摧毀了自己的聲望,也讓時任保守黨主席彭定康(Lord Chris Patten)在1992年大選中失去議席。這位後來成為香港末代總督的政治家,見證了一項稅制如何成為執政黨的致命負擔。為平息民憤,繼任的馬卓安政府在1993年匆忙推出市政稅,以取代人頭稅。新制度雖止住政治出血,卻以倉促和妥協為代價,為日後的混亂埋下伏筆。

市政稅的最大問題,在於其稅基早已脫離現實。英格蘭的房產估值仍以1991年為基準,至今三十多年未更新。全國各地房價早已天翻地覆,但繳稅依舊按照冷戰年代的數字計算。根據《金融時報》的分析,全英超過一半住宅已被錯誤地歸入稅階。結果,價值數百萬英鎊的倫敦公寓與北部普通民居往往繳納相似的稅額。這樣的設計,不僅背離公平原則,更令地方政府的財政基礎愈加扭曲。

地區差距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不公。伯恩利(Burnley)居民每年繳納的市政稅佔收入比例達4.5%,而倫敦西敏市(Westminster)僅為0.1%。貧困地區的居民承擔著更沉重的負擔,富裕地區則繳得更少。更糟的是,貧窮郡往往需要更多的社會服務支出——從長者護理到公共住房維護——而富裕郡則能依靠泊車費、違例罰金與商業活動等其他收入補充財政。中央政府理應透過撥款平衡各地,但過去十年英國對地方政府的補助大幅削減,使這種財政不均惡化。結果,貧困地區既要負擔較高的稅率,又要面對公共服務縮減的雙重壓力。

問題的根源在於制度設計的錯位。市政稅以房價作為長期稅基,卻忽視資產積累與土地稀缺帶來的結構性不平衡。低收入家庭因居於價值較低的地區而相對多繳,而持有高價房產的富裕階層則享有隱性補貼。經濟學界普遍認為,英國需要以土地或房產淨值為基礎的財富稅取而代之。這不僅能讓稅負與財富掛鈎,也有助於改善住房市場的效率,減少地區間的扭曲。

對照之下,香港的「差餉地租」制度雖同樣源於英國殖民時期,卻更為公平。差餉按物業的租值每年重估,地租則依地段價值調整。這意味著稅額會隨市場變化而更新,讓稅負更貼近實際經濟情況。即使香港樓價波動劇烈,稅制本身仍具自我修正功能。相較之下,英國的市政稅仍停留在1991年的靜態世界,導致納稅者面對一個與現實脫節的制度,既無透明度,也缺乏正當性。

貝理雅政府當年因畏懼民意反彈而放棄重估,如今的財相李韻晴同樣不願觸碰這「政治地雷」。然而繼續拖延,只會讓制度進一步失靈。市政稅不僅削弱地方財政,也削弱公民對公平的信任。英國若要真正重建稅制的正義,必須勇敢地擺脫這個三十年前的臨時妥協,推動以財富為基礎的新型地方稅制。唯有如此,才能讓地方治理重新回到公平與現實的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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