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K Affairs

英國大家樂:Wetherspoon 的庶民哲學

在英國,無論倫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還是偏遠小鎮,總能找到一家 Wetherspoon。這是英國最具代表性的連鎖酒吧,也是香港人戲稱的「英國大家樂」。價錢親民、餐點簡單、氣氛隨意,卻自成秩序。清晨是老人看報的地方,午餐時段滿是工人與學生,夜晚又成為喝酒聊天的庶民聚腳點。它不僅是酒吧,更是英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Wetherspoon 由 Tim Martin 於 1979 年創立,第一間酒吧開於倫敦北區 Muswell Hill。名稱來源帶點戲謔:「Wetherspoon」取自 Martin 中學時一位難以管束班級的老師,「J D」則借自美國影集角色。這種反傳統的幽默,正好呼應品牌後來的定位:不講虛飾,務求實用。公司於 1992 年上市,如今擁有逾七百間分店,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餐飲連鎖之一。

它的擴張方式獨特。許多 Wetherspoon 設於舊郵局、銀行或戲院內,保留原有建築結構,再添上地方歷史簡介與特製地毯。每家店都有獨立名字,如 The Moon Under Water、The Gate Clock 或 The Robert Shaw,致敬當地人物或地標。這種地方性命名讓人覺得親切,但背後的營運卻極度標準化:全國統一的菜單、室內設計與手機應用程式。無論走進哪一家,都能感覺「一樣卻不同」——這正是它成功的秘訣。

Wetherspoon 的商業版圖亦不止於酒吧。旗下的 Wetherspoon Hotels 提供平價住宿,常與酒吧共址,讓顧客「吃、喝、住」一體化。旅客白天喝咖啡、晚上小酌後便可直接上樓休息。這類酒店通常位於市中心或火車站旁,價格實惠、設備齊全,成為短途旅客與商務人士的熱門選擇。這種跨界經營不僅增加收益,也鞏固了品牌的「平民便利」形象。

若要總結 Wetherspoon 的成功,可歸納為三項特質:便宜、快速、包容。

便宜,是它的根基。Wetherspoon 憑規模經濟壓低成本,堅持薄利多銷。在平均啤酒售價已超過 £5 的年代,它仍能以 £2 多的價錢賣出一品脫啤酒。咖啡、早餐與全天餐點亦極具競爭力。二十年間,餐飲收入比例由不足兩成升至近四成,成為盈利支柱。

快速,是它的節奏。顧客用手機落單、免服務費、數分鐘內送餐。這種流程化設計既迎合現代效率,也讓顧客自在無壓。它是少數從清晨開門至深夜營業的連鎖店,老人、學生、工人與旅客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空間。

包容,是它的精神。傳統酒吧多屬某一社群,Wetherspoon 卻讓所有人都能進入——從上班族到流浪漢,從嬰孩車到輪椅。它消弭了社會邊界,使酒吧重回「公共客廳」的角色。

近年更興起所謂「Wetherspoon Game」:年輕人透過社交媒體邀請陌生人在不同城市的 Spoons 分店替自己下單,再分享收到的飲品與餐點。這種遊戲式互動看似玩笑,實際反映品牌的文化滲透力。遊戲得以存在,正因所有分店的系統、菜單與流程一致——這種一致性令 Wetherspoon 超越了地理界線,成為全國性的社會平台。

創辦人 Martin 曾因支持脫歐及政治言論備受爭議,但他在營運上的嗅覺始終敏銳。早於政府立法前設立禁煙區,早於疫情前推出手機點餐。這種務實創新,使品牌在波動時代仍保持韌性。

在英國酒吧數目不斷下滑的今天,Wetherspoon 扮演着矛盾卻重要的角色。有人批評它以連鎖化侵蝕地方文化,也有人認為它守住了平民社交的最後空間。它沒有音樂、沒有花巧裝飾,卻讓人能靜坐喝一杯,這種簡單反而成為現代英國的象徵。

在生活成本高漲、社會分化加劇的時代,Wetherspoon 代表一種被低估的價值——可負擔、可接近、可共存。它提醒人們,真正的公共空間,不在高價的咖啡店或會員俱樂部,而在那張隨時可坐下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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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從「霧都」到清空氣之路——進步巨大,仍須走得更遠

「霧都」一名,曾是倫敦的象徵。可那並非詩意的薄霧,而是混合煤煙與廢氣的毒霾。1952 年冬天,逆溫令污染無處可逃,城市陷入昏黃。五日之內,上萬人死於呼吸困難。那場「大煙霧」讓英國終於醒來,1956 年《清潔空氣法案》出台,燃煤取暖逐步淘汰,無煙區相繼設立,倫敦開始重生。

七十年後,天光重新照進這座城市。低排放區與超低排放區先後啟用,高污染車輛被迫退場。2023 年 ULEZ 擴展至整個大倫敦區後,氮氧化物濃度下降近半。電動車遍布街頭,黑的士有一半已改為零排放型號。能源結構轉向天然氣與再生能源,地鐵與公車愈趨潔淨。倫敦,不再是人們印象中的煙霧城。

然而,成績不代表終點。空氣污染仍在奪命。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約八百萬人因此早逝;英國研究指出,僅 2019 年就有近五萬宗死亡與污染相關。倫敦每年約四千人因此喪生。這些數字不是警告,而是提醒:空氣改善了,仍未乾淨。

倫敦的經驗值得肯定,也應被複製。曼徹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仍困於擁堵與廢氣,地方政策遲疑,民意分裂。空氣沒有邊界,污染不分南北。若只倫敦得以呼吸清新,其餘城市仍被煙塵籠罩,所謂環保不過是地圖上的幻象。

真正的進步,是想像一個沒有排氣喉的時代。街上所有汽車都靜靜滑行,只有輪聲與風聲。我們的子女,或他們的子女,或許會問:你們怎能在那樣骯髒的空氣裡生活?到那時,這個問題或許聽來難以置信——也正應如此。

倫敦從「霧都」到「清都」,是政策與科技的勝利,也是文明的自省。但藍天並非永久,潔淨也非宿命。唯有持續執行、全國並進,方能確保這座城市不再重返霧影。乾淨的空氣,不該是特權,而該是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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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 App,不需要平台革命,只需要政府動手

英國交通部為了解決司機下載太多停車應用程式的問題,花了巨資打造「國家停車平台」(National Parking Platform)。但這個構想不僅沒有讓事情更簡單,反而把一件極易處理的公共服務變得繁瑣。司機真正需要的,不是多層互通的架構,而是一個可以在全國任何地方使用的政府 App。與其建立一個讓私營公司接手的龐大平台,不如政府自己動手開發。這不但技術上可行,也能避免公共資源再次被私有化。

如今地方政府並不自行開發停車 App,而是外判給私營公司。這些公司在每次交易中抽取「便利費」,還藉由廣告與數據分析賺錢。所謂「便利」的代價,竟是司機在幫政府節省成本的同時還得多付錢。電子繳費已讓地方政府省下維修收幣機、處理現金與印製票據的成本,理應令停車更便宜,卻反而讓使用者承擔額外負擔。這種邏輯顛倒,完全違背公共服務應有的原則。

更離譜的是,交通部並沒有收緊這種外判亂象,反而建立一個「平台」來統一中介。政府先出資建系統,再把運營權交給非營利組織或私營公司。地方政府成了平台的客戶,司機成了被課費的對象。公共停車被切割成一門可收費的生意,公共數據變成潛在資產。這種所謂「創新」實質上是一場過度私有化的實驗,讓納稅人出錢鋪路,卻讓企業在上面收租。

其實,政府若真想讓停車更方便,根本不必繞這一大圈。開發一個全國通用的政府 App,技術上絕不比建設一個國家平台更難。停車繳費的功能早已成熟:輸入車牌、選擇時段、電子支付、通知提醒,這些技術早就現成。地方政府只要把自己的後端系統與政策接駁上去,全國就能共用一個 App。司機下載一次即可隨處使用,責任歸屬清晰,數據歸公共所有,收費結構公開透明,真正達到便民。

這樣的模式更能發揮規模經濟。議會停車場與街邊泊車加起來,已是全國最大的停車空間供應者。若全國使用同一應用程式,政府能以集中議價的方式獲得更低的支付處理費率,並分攤維運成本。每筆交易的平均成本都會下降,系統安全與用戶體驗卻能同時提升。這才是真正的效率,不靠平台抽成,而靠公共統一。

七成以上的司機在使用現有停車 App 時遇過困難,從信號不穩到系統崩潰。這些問題並非因為缺乏平台,而是平台太多。政府若真要為民着想,就應該減少層層中介,讓停車回歸簡單。司機不在乎背後是哪家公司運作,他們只想在任何地方都能輕鬆停車,不必再被收取荒謬的「便利費」。

公共停車是公共資源,不應被包裝成企業的創新舞台。政府的責任是提供可靠、低成本、透明的服務,而不是讓私企搭便車。推出一個全國性的官方 App,不僅可行,更是常識。畢竟,這只是一個停車 App,又能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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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之外:英國庇護爭議的真相與制度缺口

英國人討論庇護問題時,常被「小船」兩字挑起情緒,彷彿那是洪水猛獸的代名詞。事實卻遠比口號複雜。自脫歐以來,英國不再受都柏林 III 約束,無法按「第一入境國」原則把申請人移交歐盟國家。回送管道中斷,偷運網絡趁勢壯大,小船過海遂成常態。問題出在制度空缺,不在於難民本身。若只靠喊口號自我壯膽,終究徒勞。

內政部數據顯示,截至 2025 年 6 月的一年內,約一半申請人經不規則路徑抵英,另有 37% 以學生、工作或訪客簽證入境,仍在有效期內於境內申請庇護。換言之,不少人是合法入境後,因局勢惡化或個人風險增加而依法求助。部分香港居民持特區護照以免簽短期訪客身分入境後,也有人在英國境內遞交庇護申請。制度原本容許如此,何來「非法」?把整體群體簡化為偷渡者,只會模糊焦點。

再看裁決結果。根據國會圖書館的長期統計,近年各申請年度經上訴與覆核後,約三分之二最終獲得難民身分或其他保護類居留。這組數字說明,大多數申請人符合《日內瓦公約》標準。若仍有人堅稱「多是假難民」,那麼問題不在事實,而在偏見。理性社會講求證據,不靠怒氣塑造政策。

至於開支問題,坊間誤會更深。以 2024/25 年度計,公共開支總額約 £1.28 萬億,庇護支援僅 £40 億,佔 0.31%;即使以上一年度 £47 億 的高位計,亦不過 0.3–0.4%。與此相比,NHS 年度開支逾 £2,000 億,國家退休金及社會保障支出達數千億,國防預算亦超 £600 億。庇護相關開支在宏觀財政中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其中大部分屬於對外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項目。根據國際準則,ODA 只能用於援外支出,不能轉作國內用途。換言之,即使削減這筆開支,也無助增加國內教育、醫療或交通的預算。真正昂貴的,其實是行政拖延與酒店安置,而非難民本身。效率與人道,從來不是對立,而是兩面同體。

「小船」危機之所以惡化,根源仍在制度。脫歐後的英國孤立於歐洲庇護體系之外,移交與家庭團聚條款皆成歷史。如今靠雙邊安排維繫,規模有限,預期不穩。當制度鬆動,非法網絡自然壯大。若不修補結構,只靠政治姿態與煽情口號,徒添成本,無濟於事。

更值得警惕的,是輿論滑向極端。妖魔化庇護者,往往是排外浪潮的前奏。當社會習慣以「威脅」與「負擔」形容這群脆弱的人,下個目標可能是合法移民,再者是非本土出生者,最終滑向族裔與膚色。歷史一次次證明,這條路走到盡頭,只剩分裂與怨恨。理性與事實,也許沉默,但從未失效。願英國仍有勇氣,回到那個講理據、重法治、信人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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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取式定居:要麼公平,要麼可行,不能兩者兼得

「賺取式定居」(earned settlement)主張以稅收貢獻換取永久居留權,聽起來公平:誰多納稅,誰多回報。然而,一旦細看英國的稅制與公共開支結構,這概念既難公平,也難落地。若只採納部分稅項,制度會懲罰那些以其他方式作出貢獻的移民;若要全面計入所有稅收與間接效益,又會複雜至無法執行。最終,不是失之偏頗,就是陷入官僚泥沼。

移民的財政貢獻遠不止薪俸稅及國民保險金。任何在英國生活的人,都要繳付市政稅、燃油稅、車輛稅,以及每一次購物時的增值稅。增值稅由企業代收,但最終負擔者是消費者本身,因此每一次消費都代表實質的稅收貢獻。若制度只計薪金與就業稅項,便忽略了這部分最普遍、最穩定的稅源。理論上,若要公平,就應把增值稅納入考慮;但要可行,卻幾乎不可能。標準稅率雖為 20%,能源與取暖費僅 5%,食物與書籍為零稅率,部分服務更免稅或不在稅網內。若要追溯五年稅負,除非全民從現在起以應用程式紀錄每張收據,否則根本無法準確。若不計,制度不公;若硬算,制度不可行。

另一常被忽略的項目是僱主國民保險金。僱主須為員工薪金額外繳付約 15% 的供款。雖然名義上由公司負擔,但經濟上部分成本會轉嫁至工資與物價。若制度只計入員工繳付部分,忽略這筆隱性供款,便低估了移民對整體稅收的貢獻。

衡量貢獻若只看薪俸收入,還會誤導政策方向。英國的經濟活力來自創新與創業,而非單一薪金階層。許多移民創立公司,初期未必支取高薪,卻繳納公司稅、聘用本地員工、推動投資與就業。若制度只獎勵穩定就業而忽視創業風險與長遠效益,等於懲罰最具活力的一群人。真正的貢獻,應包括創造價值與機會,而非短期稅單上的數字。

間接貢獻亦不容忽略。移民的消費支撐零售、餐飲、交通與能源市場;他們的勞動力填補醫療、建築與物流等行業的人手短缺;其支出與就業活動形成乘數效應,每一筆交易都在社會中產生連鎖收益。這些誘發效益雖無法逐項記錄,卻是地方經濟生氣的根源。若討論貢獻而只看稅務紀錄,所得結論自然失真。

相對地,「成本」一方更難計算。公共服務從不以個人為單位收費:看一次全科醫生、警察或消防出動、使用道路與街燈,皆屬全民共享。教育亦然。國家為兒童提供教育,是對整體社會的長期投資。若把這筆開支算在父母帳上,等於否定公共教育的性質;若算在子女帳上,則荒謬地要求他們成年後「償還」學費。公共服務本就不能以個人帳目核算,否則整個社會契約將失去意義。

若政策硬要逐年對銷貢獻與成本,後果不堪設想。家庭可能因擔心「拖累社會帳」而延遲生育;年輕人進修或創業收入短期下降,被視為「不合資格」;女性因產假或照顧家人暫離職場,也可能被誤判為「低貢獻」。這樣的制度不僅不公,更會破壞人口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更現實的問題在於行政負擔。即使現行制度尚能運作,一旦實施賺取式定居,內政部的審核工作勢必在一夜之間倍增。個人稅單、僱主供款、家庭開支與福利紀錄都需交叉核查,行政成本將直線上升,代價最終由納稅人與申請者共同承擔。表面追求公平,實際卻增加浪費與延誤,讓制度陷入更深的繁瑣。

真正公平、可持續的制度,應以簡潔、客觀、可驗證的標準為基礎——合法居住年期、守法紀錄、英語能力與自我維生能力——而非以假精確的稅務算法去判斷誰「值得留下」。公平不在於算盡,而在於一視同仁。

賺取式定居若要公平,就必須納入所有稅項與間接貢獻;若要可行,只能選擇性計算,卻失去公平。兩者不能兼得。理性的政策,應承認社會契約的本質:每個人在不同階段都在貢獻,也在受益。唯有以冷靜與理性取代政治口號,方能建立長治久安的移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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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歐已是遲早問題:關鍵在於何時與如何落實

英國脫歐的代價已逐步顯現。十月起,英國旅客進入歐盟需接受入出境登錄制度(EES)的指紋及面容登錄。這並非歐盟懲罰,而是脫歐的直接後果:英國公民喪失了自由流動的權利,換來額外的審查與程序延誤。當初「奪回邊界控制權」的口號,如今成為行動自由受限的象徵。主權雖回歸,便利卻不復存在。

經濟層面的影響更為根本。根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估計,脫歐使英國的長期國內生產總值下降約 4%。經濟規模縮小導致稅收顯著減少,政府可支配財源減弱。預期中的貿易紅利與投資熱潮並未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進出口成本與企業信心下滑。結果,財政部被迫加稅與削支,公共服務壓力上升,經濟增長陷入停滯。脫歐原被描繪成通往繁榮之路,如今卻成為長期束縛的代名詞。

制度負擔也隨之膨脹。英國須自行承擔過去由歐盟處理的監管、貿易談判、補貼與邊境職能,導致中央政府規模急速擴大。公務員人數在過去幾年大幅增加,尤其在海關與邊境監察部門。雖然職能增加,效率卻未見提升。更多官僚帶來更高成本,卻難以帶來更高效能。這種行政擴張暴露了脫歐的另一面:為了維持獨立制度,英國反而成為一個更重、更慢的國家機器。

移民與邊境政策更凸顯出孤立後的困境。英國退出《都柏林三號協定》後,失去將庇護申請者返還首入國的機制。這使政府無法有效處理越境申請,導致「小船來航」成為無解的政治難題。新政策屢被法院推翻,反映出缺乏制度支撐的治理真空。這不是執政者的單一錯誤,而是英國脫離歐洲合作網絡後的結構性結果。

經濟壓力與制度裂縫使返歐討論再次升溫。企業界普遍主張恢復與歐盟的制度接軌,以減少貿易摩擦並恢復市場信心。自由民主黨支持英國重返單一市場,視此為修復經濟的第一步;綠黨更進一步,主張最終全面回歸歐盟。雖然工黨目前態度審慎,但民意正急速轉向。YouGov 調查顯示,超過半數英國人認為脫歐是錯誤決定,支持重新加入歐盟者佔多數。

返歐如今已非情感問題,而是務實選擇。脫歐造成的經濟萎縮、稅收下降與行政成本上升,使英國在全球競爭中逐漸失位。問題已不在於是否返歐,而是何時、以及如何返歐。若能主動設計合作架構,英國仍可在主權與融合之間找到平衡;若繼續拖延,最終只會在被動中接受歐洲的條件。返歐之路或許艱難,但它正從政治爭論,走向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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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若掌權,英國或走向自我瓦解

最近多項全國民調顯示,改革黨(Reform UK)已在支持度上領先工黨。Ipsos 的最新調查指出,改革黨支持率達 34%,領先幅度約九個百分點。選民對傳統兩大黨長期無力改革的失望,使法拉奇得以以「反建制」之姿崛起。然而,他所提出的主張,並非重塑英國,而是解構它。一旦改革黨真正掌權,英國恐怕將面臨不僅是經濟動盪,更是國家根基的崩裂。

法拉奇曾公開讚揚前首相卓慧思於 2022 年推出的「迷你財政預算案」,稱那是「自 1986 年以來最好的保守黨預算」。這番言論在當時引發廣泛批評。該預算案隨即導致市場恐慌、英鎊暴跌、債券收益率飆升,並最終逼使卓慧思下台。這段歷史揭示了法拉奇的經濟觀:他推崇無約束的減稅與市場自由化,即使這樣的做法已被事實證明會摧毀信心。如今他再以相似口號競逐權力,風險可想而知。

更具破壞性的,是他主張讓英國退出《歐洲人權公約》(ECHR)。這不僅是外交或法律上的姿態,而是可能導致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走向解體的導火線。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和平協議》以 ECHR 為核心保障,一旦退出,協議的法律基礎便動搖,地方社會可能再度陷入對抗。蘇格蘭則早已表明希望留在人權體系與歐盟框架內,倫敦若一意孤行,獨立呼聲勢必高漲。英國的統一由此可能先在北愛破裂,再在蘇格蘭延燒,最終撕裂整個國家。

退出 ECHR 亦將使英國與歐盟及歐洲自由貿易區的司法與經濟合作幾近停擺。根據《英歐貿易與合作協定》條款,倘若英國不再遵守人權公約,歐盟可終止司法協作、警務合作及資料共享。此舉將令跨境貿易風險上升、法律成本倍增、物流與供應鏈運作受阻。企業須承擔更高的保險與合約風險,進口成本隨之上漲。最終受害的將是普通家庭,通脹壓力將更難緩解。英國在歐洲經濟體系中將變得孤立,物價高漲與投資信心下滑將同時發生。

在經濟政策上,改革黨提出的諸多主張被獨立財政研究所(IFS)批評為「無資金承諾」。法拉奇聲稱要大幅減稅、削減「浪費」支出、限制合法移民、重組央行制度,卻未說明資金來源。這種憑空許諾的做法極易引發市場恐慌。若政府最終只能依靠舉債填補缺口,信譽必然下滑。債券利率上升、貨幣貶值、通脹惡化,將重演卓慧思時期的危機。那場迷你財政預算案的教訓,似乎法拉奇並未吸取。

同樣危險的,是改革黨在能源與基建上的倒退。法拉奇主張廢除淨零排放目標、停止高鐵 HS2 計劃,即使後者屆時已接近完工。這意味著放棄長期增長與產業現代化。可再生能源與基建投資原是推動就業與地區發展的關鍵引擎,如今卻成為政治口號下的犧牲品。投資者面對政策反覆,必然撤資觀望。英國自脫歐以來潛在 GDP 已下降約四個百分點,若再疊加此類錯誤路線,經濟前景將更加黯淡。

移民政策則暴露了改革黨的自相矛盾。他們宣稱要「驅逐非法移民」並「收緊合法移民」,卻忽略英國的醫療、科研與高等教育體系高度依賴海外人員。NHS 中近五分之一醫護人員為外籍,留學生學費亦是大學營運命脈。若改革黨執政並全面收緊入境,醫療與教育勢必陷入人手危機,地方經濟亦將受到連鎖衝擊。結果是合法移民被誤傷,而非法移民問題依舊難解。

整體而言,法拉奇的政治工程既不務實也不穩健。他以「奪回控制權」為口號,實際卻是在推動一場從制度、經濟到國家結構的自我瓦解。退出 ECHR 可能導致聯合王國解體,無資金政策會引發財政與通脹危機,逆轉能源轉型與基建投資將削弱生產力,而收緊移民則會摧毀公共服務。真正的國家主權,不在於築牆,而在於維持開放、穩定與可信的體系。若法拉奇的路線成真,英國將在民粹的鼓聲中,踏上一條自毀的道路。


延伸閱讀
Ipsos:Reform UK 領先數據與民調解讀 – https://www.ipsos.com/en-uk/reform-ipsos-record-9-point-lead-over-labour-public-satisfaction-government-nears-lowest-point
Policy Exchange:ECHR 與北愛和平協議分析 – https://policyexchange.org.uk/wp-content/uploads/The-ECHR-and-the-Belfast-Good-Friday-Agreement.pdf
Chatham House:退出 ECHR 的經濟與政治風險 –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3/03/uk-must-not-sleepwalk-leaving-echr
IFS:改革黨政綱財政可行性分析 – https://ifs.org.uk/articles/reform-uk-manifesto-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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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成功政黨的衰落

保守黨黨魁栢丹娜(Kemi Badenoch)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年度大會上公布了一系列新政,聲稱要重塑英國的未來。從退出《歐洲人權公約》(ECHR)到削減外援、廢除商業稅與印花稅、撤回淨零碳排放目標、成立移民遣返部隊、削減四百七十億鎊開支、推出「首職獎金」等,這些口號排列起來氣勢十足,卻缺乏一致邏輯與長遠思考。對一個正在失去民心的政黨而言,這樣的政策更像是政治焦慮的表現,而非有計劃的改革。

退出《歐洲人權公約》是最具破壞力的主張。ECHR 是《貝爾法斯特協議》的法律支柱,也構成英歐貿易協定的重要條件。一旦退出,北愛和平與對歐貿易都將陷入不確定。這不只是法律問題,而是憲政與外交的根基動搖。保守黨以「主權」之名行破壞制度之實,最終恐將失去英國作為穩定民主國家的信譽。對外脫歐,對內削權,這種政治路線很難令人放心。

氣候政策的倒退更令人失望。栢丹娜聲稱淨零目標過於昂貴,卻忽略了可再生能源價格的急劇下降。無論海上風電還是太陽能,如今都已是最便宜的電力來源。未來兩年,英國將有多個大型風場與太陽能電站陸續投產,若保守黨持續推進轉型,本可收割經濟與環境雙重成果。相反,選擇退縮不僅讓英國錯過投資機會,也背離了對下一代的責任。當全球都在爭取綠色經濟主導權,英國卻向後走,這既不聰明,也不保守。

如今的保守黨,與港人熟悉的昔日保守黨早已判若兩黨。昔日戴卓爾夫人推動自由市場與工會改革,馬卓安維持歐洲合作的穩健路線,彭定康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這些人代表的是理性、務實與責任。保守黨長期以來是英國政治中最成功的政黨,過去一個世紀裡大部分時間都在執政。然而在栢丹娜領導下,它正迅速失去中間立場與現實感,轉而迎合右傾民粹。前黨主席彭定康勳爵(Lord Chris Patten)警告說,保守黨「越右傾就越民粹,越民粹就越不受歡迎,而越不受歡迎又會變得更右」。這場惡性循環,正是今日保守黨的真實寫照。

財政與外交政策同樣顯得浮面。栢丹娜提議將外援降至國民收入的 0.1%,宣稱這是「回歸國家利益」。但對一個仍屬富裕國家的英國而言,外援不只是慈善,而是影響力與安全的延伸。當英國撤出援助領域,空出的真空只會被其他國家——例如中國——迅速填補。她又聲稱要削減四百七十億鎊開支,用以資助稅制改革與新計劃。問題在於,這個削支承諾的基礎並不穩固。多家評論者形容它「幾乎不可能兌現」,媒體也指出保守黨從未交代具體削減方式或財源安排。若根本假設站不住腳,那整個財政藍圖就成為紙上談兵。值得肯定的是,廢除商業稅與印花稅在原則上確有其理。前者能減輕高街負擔,後者有助促進房屋流動性與經濟活力。但問題不在構想本身,而在缺乏周詳的資金規劃。若沒有明確、可持續的方案,再好的政策也會被視為政治修辭,而非可行改革。

最新的 YouGov 民調顯示,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支持度同為 17%,僅比綠黨高出五個百分點。對一個曾長期主宰英國政治的政黨而言,這是歷史性低谷,也是一種警訊。選民對栢丹娜的新政並不買帳,反而以冷漠與疏離回應。當一個大黨被邊緣化,不是因為它改革得不夠激進,而是因為它失去了可信的方向。若保守黨繼續向右傾斜,迎合極端選民,它不會爭取到改革黨的支持,卻會失去中間選民。最明智的策略本應是靜觀其變,等待改革黨的內部分裂與自我瓦解;可惜,栢丹娜選擇了相反的路,讓政黨陷入自我毀滅的循環。

栢丹娜或許真心相信「勇敢改革」,但勇氣並非逆行。當理性被口號取代、長遠被短期掩蓋、現實被幻想遮蔽,政治就變成姿態。英國需要的是能面對事實、敢作決斷、又願意合作的領導,而不是以對抗為榮的政客。若保守黨繼續在錯誤的方向上加速,最終失去的不只是權力,而是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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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歐洲人權公約將令英國長久衰敗

英國政壇近月再次燃起激烈爭論。保守黨領袖 Kemi Badenoch 在黨大會上宣布,若重返執政,將帶領英國退出《歐洲人權公約》(ECHR),以「英國版權利法案」取而代之。Reform UK 長期鼓吹同一主張,聲稱歐洲法院阻礙英國驅逐非法移民。兩黨如今唱同調,把退出 ECHR 包裝成「收回主權」的象徵。這種言辭雖能迎合部分選民情緒,卻可能動搖英國制度根基,使整個聯合王國陷入分裂與孤立。

《歐洲人權公約》並非外來產物,而是由英國在戰後主導起草。邱吉爾希望歐洲不再重蹈極權與戰火,於是促成公約與歐洲理事會的誕生。如今英國若退出,將與俄羅斯並列成為唯一離開的歐洲國家,而白俄羅斯甚至從未加入。從倡議者變成逃兵,象徵英國放棄戰後秩序的精神遺產,也損害它作為法治與人權守護者的國際聲譽。

要理解後果,必須從北愛爾蘭談起。《貝爾法斯特協議》讓北愛走出三十年衝突,建立和平與自治的框架。協議明確要求,北愛法律須完全遵守《歐洲人權公約》,公民可因不公而上訴至史特拉斯堡人權法院。這不只是程序設計,而是和平的支柱。倘若英國退出,北愛的「權利不減」原則將被破壞,《溫莎框架》下的對等保障條款亦失效。歐盟屆時可啟動爭端程序,愛爾蘭政府與民族主義陣營將據理要求重新檢討邊界與憲制安排。結果,愛爾蘭統一公投的壓力將急速上升。

對「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而言,北愛不僅是一塊領土,更是「聯合」的象徵。失去它,整個國家將失去平衡。蘇格蘭的獨立聲音早已再起,威爾士自治意識亦在增強。北愛若陷動盪,聯邦結構將難以為繼。英國維持北愛和平,不只是外交禮節,而是憲制生存的必要條件。

退出 ECHR 的後果亦會波及經濟。英歐《貿易與合作協定》規定,若任何一方不再受《公約》約束,司法與警務合作可立即中止。屆時,歐洲刑警資料互通、跨境引渡與犯罪情報將全部凍結。更重要的是,信任一旦消失,歐洲企業會重新審視英國的法律穩定性,貿易壁壘隨之上升,供應鏈延誤、監管重疊、合規成本飆升。倫敦政經學院研究指出,脫歐後非關稅壁壘已令英國食物價格顯著上漲。若司法合作再度破裂,進口食品通脹將雪上加霜。當超市貨架上的牛奶與麵包再貴一成,政治口號的甜味便會化為生活的苦澀。

經濟只是開始,更嚴重的是法治與國際信譽的動搖。歐洲人權法院一直是英國公民面對政府的最後保障,許多有爭議的判例——拘留權、言論自由、家庭團聚——正因有史特拉斯堡作為終審監督,政府才必須守法。若退出,英國將成為自己裁決的被告。政府權力失去外部約束,法官難以維持獨立審視。長遠而言,這將削弱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任,也讓外資對倫敦金融中心的法律保障產生疑慮。當國際企業不再確信合同能獲公平審理,資本將悄然離開。

有人說退出 ECHR 可「奪回邊界控制」,但這只是民粹幻象。移民問題的癥結在政策與執行,而非公約本身。把所有困難歸咎於人權法庭,不過是轉移視線。真正的主權來自守信與自律,並非任意毀約。英國若連自己設計的制度都不願遵守,外界又怎會信任它的條約承諾?

ECHR 保障的權利——生命、自由、公正審訊、言論與信仰——構成現代文明的底線。這些原則並非歐洲強加於英國,而是英國法治傳統的延伸。公約讓每個人都有抗衡公權力的工具,確保國家在法律之下而非之上。撤出這體系,不單削弱個人保障,也削弱整個社會對公平的信念。

北愛爾蘭的存在提醒我們:英國的聯合並非天然,而是靠制度、信任與共識維繫。保守黨與 Reform UK 現時的退約提案,實際上是對這些基石的挑戰。當和平架構被鬆動、經貿協議被撕裂、國際信任被削弱,聯合王國將再無「聯合」可言。那不是主權的重生,而是國家逐步瓦解的開端。

英國可以改革,可以自省,但不能以毀滅制度為代價。退出《歐洲人權公約》或許能博得短暫掌聲,卻會換來長久衰敗。真正的強國,不是孤立的國度,而是能在自由與責任之間尋求平衡。今日的選擇,將決定明日的英國是堅實的聯合王國,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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