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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是私產，頭銜是公器：英國王室稱謂的制度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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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王室的語言裡，名字屬於個人，頭銜屬於制度。新聞報導寫 King，而不是 Charles；寫 Prince of Wales，而不是 William。這不是禮貌，而是憲法結構。英國君主制以頭銜界定權力與責任，而不是以私人名字辨識身份。

以 Charles III 為例，他的完整法律稱號是：Charles the Third, by the Grace of God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of His other Realms and Territories King, Head of the Commonwealth, Defender of the Faith。這串文字不是修辭，而是權力來源的宣示。名字可以重複，王位不能混淆。頭銜代表制度位置，而不是個人情感。

Prince of Wales（威爾斯親王）是王位第一繼承人慣例上使用的頭銜，但必須由君主任命，並非自動生成。2022 年查理三世登基後，冊封其長子 William, Prince of Wales 為 Prince of Wales。歷史上，這幾乎等同未來的國王，但法律上仍保留彈性。與此對應的配偶頭銜是 Princess of Wales（威爾斯王妃），目前由 Catherine, Princess of Wales 持有。這些稱號不是裝飾，而是順位秩序。

威廉一家正好體現制度運作。Prince of Wales 同時是 Duke of Cornwall（康沃爾公爵），在蘇格蘭則為 Duke of Rothesay（羅撒西公爵）。其子女為 Prince George of Wales、Princess Charlotte of Wales 及 Prince Louis of Wales。當威廉將來登基，這些頭銜會在一日之間轉換，但名字毋須更改。制度在前，個人在後。

查理三世的兄弟姊妹亦由頭銜界定。Anne, Princess Royal 是查理三世的姊姊，持有 Princess Royal（長公主）稱號，屬終身榮銜。Prince Edward, Duke of Edinburgh 是查理的弟弟，現為 Duke of Edinburgh（愛丁堡公爵）。至於 Prince Andrew, Duke of York，同樣是查理的弟弟，曾為 Duke of York（約克公爵）。他近年已不再使用 Prince 及 His Royal Highness 的樣式，公共語境中多被稱為 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法律上，頭銜的存廢需經正式程序，而非輿論決定。即使如此，他已不再履行王室公務，制度身份與公共角色之間的距離清晰可見。

Mountbatten-Windsor 是英國王室的法律姓氏。1917 年，George V 將原本帶有德國色彩的王朝名稱改為 Windsor。1960 年，伊利沙伯二世把丈夫 Prince Philip 的姓氏 Mountbatten 與 Windsor 結合，形成 Mountbatten-Windsor。這個姓氏主要用於軍隊、學校或法律文件等場合。平日王室成員不使用姓氏，因為頭銜已足以識別身份。Andrew 在淡出王室角色後以 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 處理私人事務，正說明當頭銜不再是公共身份核心時，姓氏才浮現。

英國王室的稱謂系統看似繁複，其實只有一條主線：制度高於個人。頭銜界定權力與責任，名字承載私人生活。姓氏屬於法律層面，而非身份中心。新聞寫 The King，不是因為崇拜，而是因為憲法如此運作。理解這一點，王室語言便不再神秘，只剩秩序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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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的承諾與幻滅：留英、離歐、再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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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曾是王國。它的國王、議會與法律，皆與英格蘭分立。1603 年，詹姆士六世繼承英格蘭王位，兩國共君不共國。到了 1707 年，《聯合法案》簽訂，兩國議會正式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三百年過去，名字改變，關係卻始終微妙。

2014 年，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結果是 55% 反對，45% 支持。當時的留英派說，留在英國，就能留在歐盟。這句話，兩年後被現實擊碎。2016 年脫歐公投，全英選擇離開歐盟，唯獨蘇格蘭大多數人投票留歐。那一刻，許多人覺得被欺騙。原以為「留英」是穩定，結果變成「雙重退出」——既離歐盟，又困英國。

這一情感，轉為政治力量。蘇格蘭民族黨乘勢而起，要求再辦公投。倫敦政府拒絕。英國最高法院裁定，蘇格蘭議會無權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法律如此，權力如此。制度既無出口，民意再高，也難轉化為行動。

獨立的代價，不止政治。財政是最大挑戰。今日蘇格蘭的公共開支，部分依賴英國的轉移支付。若獨立，這筆錢不再。稅收與開支要重新平衡，赤字誰來補？反對者說，蘇格蘭沒有自己的貨幣，銀行體系要重建，風險極高。

支持者則說，蘇格蘭有北海油氣，有風電資源。若資源掌握在自己手中，財政未必吃緊。風電產量佔英國近半，是天然的經濟支點。問題在於，油價浮動不定，風能投資漫長。資源可貴，但不能養國。真正的難題，在於制度能否穩定，市場能否信任。

獨立後的歐盟前景，也非坦途。即使蘇格蘭想回歐盟，也不能立刻入會。歐盟對新成員有嚴格程序，需全體會員國同意。即使歐洲友好，也得經年累月談判。那段時間，蘇格蘭既非英國、亦非歐盟，貿易、關稅、邊界皆陷灰區。理論上的自由，可能換來現實的孤立。

若蘇格蘭重入歐盟，邊界問題更複雜。英蘇之間或須重設海關，貨物流轉受限。這不是政治姿態，而是經濟現實。從農產品到能源輸送，每一道關卡都要重新設計。對普通人而言，這不過是多幾層麻煩；對企業而言，卻是生死差別。

政治上，民意雖波動，仍無定論。2025 年多項民調顯示，支持與反對各半。年輕人多傾向獨立，長者多希望維持現狀。看似勢均力敵，實則疲於拉鋸。社會被撕成兩半，一半看前路，一半懷舊夢。誰也說服不了誰。

這場拉鋸，反映的其實是英國自身的困境。倫敦長期以中央之姿統治四國，權力下放有限，制度老化。脫歐之後，英國本身的凝聚力已受動搖。蘇格蘭獨立，不只是地方議題，而是整個聯合王國的體質病。它暴露出制度過時、地方被忽視的結構性問題。

三百年前，蘇格蘭為了安全與繁榮加入英國；三百年後，為了主權與認同，它想抽身而退。歷史像一條迴環的路，走到盡頭，又回起點。但這一次，路更陡，霧更濃。獨立不只是離開，更是重建。要重新定義貨幣、稅收、國界與身份。每一件事，都需要時間與談判。

蘇格蘭人追求的，是自主，是尊嚴。這種追求可敬，但要成事，光有熱情不夠。要有制度、理性與準備。歷史的歸屬感不能當飯吃，民族的榮耀也不能當預算。國家，不是憑夢想建立，而是憑現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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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孤星淚〉到〈歌聲魅影〉— 倫敦的百年舞台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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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西區，是戲劇的心臟。從維多利亞到今日，它的街區幾乎未變，劇院外牆依舊雕花、燈火依舊溫黃。有人說，這裡是英國的百老匯，但它更古老、更克制，也更深沉。戲在這裡不是消遣，而是一種信仰。無論是平日的午後，還是寒夜的週末，觀眾總是滿滿一廳。當燈光漸暗，時間彷彿靜止，倫敦便開始說它最擅長的故事。

《孤星淚》是這片土地上最長壽的史詩。自1985年首演以來，它從未離開過倫敦舞台。那是雨中的巴黎、動亂的時代，也是人性最赤裸的舞台。當全場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聲浪如浪潮，悲憤與希望交纏。觀眾隨著旋律起伏，眼淚與掌聲交錯。這不僅是音樂劇，更是對苦難與尊嚴的讚歌。

《歌聲魅影》則是另一種魔力。吊燈墜落的瞬間，全場屏息；管風琴轟鳴的低音，震撼人心。Phantom 的孤獨與愛戀，如幽魂在劇院上空迴盪。它講的不只是愛情，而是藝術家與夢的詛咒。當幕布落下，觀眾久久無語。倫敦的夜空似乎也被那一聲歎息染成深藍。

西區的劇院多建於19世紀，老屋雖美，座位卻窄。扶手間距僅容一腿，連轉身都成挑戰。對習慣香港文化中心或西九戲曲中心寬敞椅座的觀眾而言，初次入場難免驚訝。但正是這份侷促，凝聚了距離，也濃縮了氣氛。當舞台燈光反射在觀眾臉上，呼吸彼此交織，那份臨場感，是任何現代化劇院都給不出的。

若想一親西區風采，不必破費。官方網站及「TodayTix」、「TKTS」等平台常有折扣，有時當天抽籤購票反而最便宜。還有「rush ticket」制度，讓臨時決定的人也能以數十鎊入場。若時間允許，不妨挑一場午後場——離場時天光仍在，讓人更易從夢中回神。

劇院多集中於皮卡迪里圓環與考文園之間，旁邊便是中國城。看戲前後吃碟炒麵、喝碗糖水，是倫敦戲迷的例行公事。霓虹與劇院燈交錯，像一場戲的延續。有人說，西區的戲不只在台上，也在街上。對遠道而來的港人而言，這些劇不只是娛樂，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讓人記起理想與浪漫仍然存在。

走出劇院時，夜風輕拂，城市仍亮。或許人生如戲，戲亦如人生。倫敦西區用百年光影告訴我們：只要幕還未落，一切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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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紅葉變成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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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紅葉是奢侈。每到初冬，許多人遠赴元朗大棠，只為看幾株轉紅的甜膠樹。那紅不濃，葉不多，人卻蜂擁。因為在亞熱帶的香港，樹木多為常綠，秋意難顯，紅葉成了稀客。

到了英國，紅葉反成尋常。十月一到，倫敦公園、鄉間林道、蘇格蘭山谷，滿眼皆是紅橙金黃。街邊的楓樹、橡樹、櫟樹，像同時燃起的火焰，將整個島國點亮。對剛移英的香港人而言，這樣的秋天既陌生又動人——那是從沒屬於南方的色調。

葉為何轉紅，並非浪漫，而是生理。秋日漸短，氣溫下降，葉綠素分解，光合作用停歇。葉片內潛伏的胡蘿蔔素與黃素顯露，再加上糖分積聚、日照充足、夜涼乾燥，植物會生成花青素，葉遂由綠轉紅。紅色並非告別的悲調，而是葉片臨別前的防衛——它減少光害，延緩衰變，讓樹在冬前盡力回收營養。

香港少紅葉，因氣候太暖。晝夜溫差小、濕度高、秋季短，糖分難積，花青素難生。再加上常綠樹種居多，落葉樹稀少，能轉紅的只剩甜膠、楓香、無患子等。反觀英國，屬溫帶氣候，秋日晴朗乾爽、夜涼而不凍，正是造紅的完美條件。自然條件一到，整個國度便同時轉色。

在英國，看紅葉不須尋覓。九月底起，蘇格蘭高地先染；十月中，湖區、Cotswolds、New Forest 相繼變色；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倫敦的 Richmond Park、Hampstead Heath、Kew Gardens 皆進入最盛。黃昏時分，薄霧中映著夕陽，整片林海似燃非燃，靜得只聽見落葉的聲音。

對新移民而言，這景象像是一場遲來的啟示。昔日要遠行才能看見的紅，如今窗外皆有。那種自然的節奏，讓人忽然明白：遷徙不只是換地方，也是在學習另一種季節。香港的紅葉短促難逢，英國的紅葉循環不息；一樣的葉色，卻映出不同的人生。

紅葉教人領悟——離開不等於失去，變色不代表凋零。季節的轉換，其實是生命的延續。當香港人在異鄉仰望那一樹火紅，或許也會懂得，自己的心，正隨季節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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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碧仙桃路到碧仙桃城：香港移英者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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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仙桃路，在尖沙咀。這條短短的街道，連接梳士巴利道與北京道，名字取自英國城市 Bristol 的舊譯。今日多數中文媒體都寫作「布里斯托」，但「碧仙桃」這個譯名更合乎香港人口音，也更有詩意。如今，愈來愈多移英港人選擇在這座城市落腳，「碧仙桃」不再只是街牌上的舊名，而成了一個充滿現實意義的新家。

碧仙桃位於英格蘭西南，屬於大碧仙桃都市區，人口已超過八十萬。城市規模適中，既有首都以外的繁榮，也保留中型城市的親切。從倫敦 Paddington 乘大西部鐵路出發，最快一小時二十分鐘可抵達碧仙桃站；若選擇 Bristol Parkway，更可縮短至一小時十三分。地理上，它處於 M4 與 M5 高速公路的交匯點，通往 Cardiff、Gloucester、Cheltenham 和 Exeter 皆極為方便，是英格蘭西南的交通樞紐。

這座城市的可愛，在於古今交錯。沿著艾文河，舊港倉變成畫廊與咖啡館，街頭藝術與音樂節點綴其間。碧仙桃的創意產業與科技企業並肩成長，吸引了不少初創與媒體人才。生活節奏比倫敦慢，卻不乏活力。對香港人而言，這裏的「剛剛好」——比倫敦實惠、比小鎮熱鬧——恰好符合移居後想要的平衡。

遊客眼中的碧仙桃，也別有風景。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是城市地標，橫跨艾文峽谷，如一條鋼鐵長虹。旁邊的 Clifton Observatory 可遠眺整個市區與河谷。市中心的 SS Great Britain 是世界上第一艘以鐵製船身與螺旋槳推進的遠洋郵輪，如今化身博物館，展示維多利亞時代的創新精神。北面的 Aerospace Bristol 航空博物館則收藏多架歷史名機，包括最後一架服役的 Concorde，讓人重溫這座城市昔日的工程榮光。

工黨政府近月公布的「西創新走廊」（West Innovation Arc）計劃，進一步確立碧仙桃作為區域增長引擎的地位。這項發展涵蓋三個核心區域：Brabazon 新鎮、Bristol Parkway 交通樞紐，以及 Bristol & Bath Science Park。三地組成橫跨住房、交通與高科技產業的創新走廊，並以 YTL Arena 為文化地標。這座由舊飛機機庫改建的巨型場館可容納兩萬人，預期帶動音樂、展覽與旅遊產業。整體計劃將創造超過三萬個職位，為西南英格蘭注入新動力。

交通建設亦同步推進。MetroWest 第二期工程將新增 North Filton 和 Henbury 車站，改善北部與市中心的連接；同時，地方政府與西英格蘭聯合區正研究發展輕軌系統，為碧仙桃建立現代化、低碳的大眾運輸網。若能順利落實，將顯著改善城市通勤，推動地區一體化。

但發展總有代價。新鎮與基建推高了房價與租金，工地林立，交通擁堵，生活成本節節上升。對早一步進駐的港人，或許意味資產升值；對後來者，則是適應與負擔並存。碧仙桃正在重建，也在試煉。便利與舒適，仍需時間兌現。

碧仙桃路在香港，只是街角的舊名；碧仙桃城在英國，卻是一座正在誕生的新都會。它的故事，像極了許多移英港人的人生——從熟悉出發，走進未知；從舊日印象，找到新意義。對於尋求安身與發展之地的香港人，碧仙桃或許不是終點，但它正成為一條通往未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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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有名無實：英國假「積分制」的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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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自 2021 年實施「積分制移民」，宣稱要吸引全球人才，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決定誰能來英工作。聽起來像澳洲式的量化制度，實際卻並非如此。它既不真正按分數選人，也未能讓政府掌握主動。所謂「積分」，只是舊制度的新包裝。

現行制度下，申請人必須集滿 70 分方可獲批。然而這 70 分幾乎是預設好的：必須同時擁有雇主擔保、達到指定技能水準、並通過英語測試，三項共 50 分；再加上薪資達標、或職位列入短缺清單、或擁有博士學歷，任擇其一，即可湊足 70 分。換言之，只要找到願意擔保的雇主，其他條件多半隨之而來。這不是積分競爭，而是一張通行證。

真正的積分制，應該人人都有分，而且分得夠細。分數不該是「三選一」的拼湊，而是上百項細項的量化加權。哪所大學、哪個學系、英語水準、工作年資、年齡、專業等級，都可在連續刻度上評分。如此，每個人都有獨立分數，政府才能按總分高低決定誰先錄取。若只是幾個整級、每級五分，數千人同分，所謂「積分制」便失去意義。

一個完善的制度，應讓政府真正掌控移民規模。政府可先設定年度配額，再按分數高低取錄，既可控制人數，又能維持質素。相反，英國現行制度設下固定通過線，只要達標就能入境。結果，簽證數量隨市場波動而起落，政府反而失去節奏。看似「由政府決定誰能入境」，實則由企業決定誰能申請。

更嚴重的是，簽證與雇主綁死。持有 Skilled Worker 簽證者，一旦雇主破產、重組、或因經濟週期裁員，便可能失去合法身份。沒有人能確保一份工作能持續五年，更難預測十年。這種不確定使外籍員工不敢辭職、不敢投訴、不敢維權。制度在無形中製造出依附關係，使所謂「人才」變成可替換的勞力。

英國長期缺醫護、工程師、科研人員，卻仍把他們鎖在單一雇主之下。若真要吸引並留住人才，應擴大類似 Global Talent 的自由制度。不是只有得獎學者或諾貝爾得主才算人才。凡具專業資歷的醫生、護士、工程師、科學家，都應能自由工作，只要達到客觀標準，即可申請永居與入籍，而不必看雇主臉色。

今日的「積分制」既不能選賢能，也未能防濫用。它既非積分，也非制度。要重建公信與效率，英國必須從根本改造——讓分數真正成為篩選標準，讓政府重新掌握方向，而不是讓雇主代管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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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選舉制度的錯位與出路：讓每一票，都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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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自視為民主典範，制度卻未與時並進。「贏者全取」選舉方式沿用百年，原意在於簡化程序、避免政局分裂，重在「防弊」，而非「選賢」。可時代變了，社會不再只有兩種聲音，這套制度的局限，如今顯而易見。

「贏者全取」的規則簡單：每區只選一人，得票最多者勝出，其餘選票不具效力。這在兩黨競爭的年代或許合理，到了今日的多黨格局，便顯失真。2024 年大選，工黨得票 33.7%，卻奪下 63% 議席；改革黨得 14.3%，綠黨得 6.7%，兩黨合共超過兩成選票，僅得 9 席。當多數人的選票未能化為代表權，民主的比例便出了問題。

這並非偶然，而是長年結構性偏差。自戰後以來，幾乎沒有一屆政府獲得過半選票。執政者多以三成多選票組政府。唯一的例外，是 2010 年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兩黨合計 59.1% 選票。然而，即便總票過半，席次仍被扭曲——自由民主黨得票近四分之一，議席僅得一成。這種落差，削弱了制度的說服力。

支持者或說，「贏者全取」能保穩定，免政壇碎裂。此說不無道理，但在多元社會下，穩定不能靠壓抑。少數派若長期被排除於政治之外，民意難免積聚不滿。當選民覺得「投誰都沒用」，投票率便會下降，政治熱情隨之冷卻。長遠而言，這比政局動盪更值得擔心。

事實上，英國內部已有不同選制並行的經驗。蘇格蘭與威爾斯的議會採附加議席制，北愛爾蘭用單一可轉移投票制，地方層面亦然。威爾斯更將於 2026 年全面改為比例代表制。這些例子說明，制度改革並非遙不可及，而是已有現成路徑可循。

比例代表制未必完美，但能讓議席更貼近民意，讓每一票更有價值。它要求政黨協商，也培養共治文化。若英格蘭地方政府與下議院能逐步採納，英國的民主將更完整、更具包容性。

制度不該只是傳統，而應回應現實。舊制度曾帶來穩定，今日卻限制了代表性。英國若要重建民眾對政治的信任，就應勇於調整方向，讓每一票都能發揮作用。畢竟，民主的真正意義，不在誰贏，而在人人都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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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之路：你的意見，決定未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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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new-inquiry-routes…

英國國會內政事務委員會（Home Affairs Committee）近日展開一項名為「Routes to Settlement」的公開調查，邀請公眾就移民定居制度提交意見。這不是一般的咨詢，而是一場政策的前哨戰，關乎數十萬人的去留、數以億計的稅收，乃至英國能否繼續吸引人才。提交意見的截止日期是 12 月 2 日，每一份回應，都將成為議會討論的依據。

現行制度下，合法居英五年即可申請無限期居留（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政府正考慮將年期延長至十年，並引入「貢獻導向」原則，要求申請人以工作、志願服務、語言能力等方式證明對社會的貢獻。表面上這似乎合理，但若稍加思考，問題便接踵而至。

首先，延長年期將削弱英國的吸引力。對具專業技能的申請人而言，他們往往有多個選擇。加拿大與澳洲三至五年便可定居，英國若變成十年，等於自動放棄最優秀的一批。最有能力、最具流動性的專才，會選擇規則更清晰、前景更確定的地方。留在英國的，反而可能是無法在他國立足的人。當制度只能吸引「來得起、去不起」的移民，長遠將削弱整體生產力與稅基。英國需要的是貢獻者，而非被動的居留者。

其次，政策變動將造成不安。許多在英人士，早已依照現行規則規劃生活與財務。若制度臨時改變，他們將被迫多繳數年的簽證費與健康附加費（IHS），學生家庭亦需繼續支付「海外生」學費。這不僅是金錢問題，更是信任問題。政府若可隨意改規，公民與移民都難再相信制度的穩定性。

再者，以志願服務或社區參與作為「貢獻」標準，將令制度陷入繁瑣的官僚化。誰負責審核？如何量化？這些工作都需公務員處理，開支龐大，程序冗長。志願服務的價值在於自發與誠意，若變成得分遊戲，只會扭曲本意。

若以財政貢獻為衡量，又難以兼顧公平與簡便。貢獻不止於所得稅與國保（NI），還包括日常消費的增值稅（VAT）。理論上應納入計算，但回溯十年收據不可能，要求個人保存十年帳單更荒謬。制度若既不準確，又不公平，終將失去公信。

英國的吸引力，來自它的法治、穩定與可預測性。若「定居」成為漂浮不定的目標，英國將失去它最寶貴的資產——信任。這場調查，是政策成形前的唯一窗口。每個人都有權提交自己的經驗與看法，讓議會聽見真實的聲音。

若你覺得文字難以表達，可先寫下重點，再請 AI 幫助潤飾。重點是，不讓他人代你發聲。當政策決定了「誰能留下」，若你沉默，就等於讓別人替你定義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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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資本增值稅既太高亦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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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資本增值稅（CGT）長期被批評「過低」。有人指出，它遠低於薪俸稅與國民保險（NI）的總負擔，是對「不勞而獲」的優待。現時最高薪俸稅率為 45%，員工還須繳付 2% 的國保，僱主另負擔約 15%，若計及免稅額遞減，邊際稅率可超過 60%。相比之下，資本增值稅最高僅為 24%，難免引起公眾不滿。

然而問題的核心並非稅率，而是稅基。現行制度以名義價格計算增值，從未扣除通脹。若資產十年間升值 50%，其中三成或只是貨幣貶值。投資者的購買力未有增加，卻須為虛假的「增值」納稅。無論稅率多高或多低，這都不公平。政府雖未明言加稅，實際卻藉通脹擴大稅基，變相徵收更多。這種做法既不誠實，也懲罰長期投資。

英國曾經較合理。自 1982 年起，資產成本可按物價指數調整，只對實質增值課稅。1998 年時任財相白高敦以「簡化」為由廢除指數化，改以「遞減免稅」（taper relief）取而代之。新制按資產類別與持有年期折減稅額，理論上是獎勵長線投資，實際卻令制度更繁複。納稅人須界定資產性質、計算持有期、套用不同折減系數。十年後，財相戴理德再度改革，廢除遞減免稅，改為單一 18% 稅率，並推出「企業家免稅」（Entrepreneurs’ Relief，現稱 Business Asset Disposal Relief），讓出售自營業務的首一百萬英鎊利得僅繳 10%。表面上似乎簡化，實際上卻層層疊加，令稅制比以往更複雜，也永遠取消了通脹調整，使稅基脫離現實。

要恢復公平，稅制應回到原點。通脹並非所得，應先剔除；實質回報才是真正收益，理應與薪俸同稅。若能先按消費物價指數調整成本，再把實際利得視為收入課稅，可消除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稅負落差，也減少將薪俸包裝為資本利得以避稅的行為。

過渡安排可採「出售時選擇、限期生效」模式。政府可設一年的過渡期，納稅人於資產出售時可選擇沿用舊制或採用新制。過渡期屆滿後，所有交易一律依新制辦理，而期間新購資產自始屬於新制。此設計毋須估值，能平滑過渡，亦避免長期雙軌。由於新制度將實質利得按所得稅稅率課稅，不少投資者或會趁改革前先行套現，以鎖定 24% 的舊稅率，短期內反而會增加政府稅收。長遠而言，較高稅率與較小稅基可望互相抵銷，令整體稅收保持穩定。

公平稅制不在於稅率高低，而在於是否誠實界定「所得」。若繼續把通脹視為收入徵稅，制度便永遠失衡。唯有對經通脹調整後的實質回報按與薪俸相同稅率課稅，方能消除扭曲，令資本與勞動回到同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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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卡之國的身份困局：英國為何需要數碼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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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身份證是生活的一部分。無論報學校、開戶口、租樓還是打工，都離不開這張小卡。從來沒有人懷疑它的必要性。放眼歐洲，大多數國家早已設有身份證制度，並陸續推行電子化。唯獨英國仍是「無卡之國」，既沒有紙本身份證，也沒有全國統一的數碼版本。二〇一〇年，聯合政府廢除了前朝的身份證計劃，翌年更將資料庫銷毀。這種制度空白在數碼時代日漸成為國家治理的軟肋。缺乏方便而可靠的身份工具，不但令公共服務運作緩慢，也為非法活動打開了方便之門。

英國的身份驗證系統極為分散。報稅一套，領福利一套，醫療、就業與租屋又各有各的規程。公民在不同部門間反覆提交相同資料，行政成本高企，錯漏頻仍。相比之下，歐洲多國早已建立統一的電子身份基礎架構，讓公私部門可以在安全框架下進行身份核對。使用者只需一次認證，便能以「最少披露原則」處理資料，例如只顯示年齡是否達標，而無須透露出生日期。英國若能建立這樣的底層系統，不但能減少文件重覆，也能提升私隱保障與信任。對缺乏智能裝置或網絡能力的人，政府仍可提供非數碼途徑與現場協助，確保無人被排除在外。

移民與勞動市場的壓力更凸顯問題。由於英國沒有統一的身份制度，前線人員往往難以即時辨認一個人的真實身份。非法移民可以出示假文件聲稱自己是英國人，而惡意僱主或房東則可在法庭上聲稱「已經盡力檢查，但實在無法分辨真假」，從而推卸責任。現行的「工作權」（Right to Work）與「租住權」（Right to Rent）審核制度分散而繁複，為偽造文件留下空間。若採用可驗證、可追查、可撤回的數碼身份，僱主和房東可即時核實對方的合法資格，同時留下審計紀錄。這既可堵塞非法就業與黑市租賃的漏洞，也能讓守法的企業與市民更有保障。

財政與誠信亦因此受影響。英國稅務海關總署估計，每年因逃稅、錯報與詐騙流失的稅收達數百億英鎊。《每日電訊報》指出，若能透過數碼身份加強核對，政府每年可追回約六億英鎊稅款。這並非增稅，而是堵塞漏洞，令誠實納稅者不再替欺詐者埋單。當申領福利與報稅均以經驗證的身份為基礎，流程可更快更準確，詐騙成本上升，真正合資格的人亦可更快獲批。這樣的制度改革，既可提升公平，也能為公共財政注入信心。

當然，隱私與監控風險必須謹慎處理。英國上次推行身份卡失敗，正是因為社會不信任政府能妥善保護資料。今次若要重啟，必須以權利保障為前提。首先，資訊披露應該最少化，不應集中在單一資料庫。其次，系統設計要透明並接受外部監察，確保任何跨用途的數據調用均有法律依據並可追查。再次，要為弱勢群體保留線下途徑，避免因科技而造成新的社會排斥。這些原則若能落實，數碼身份不但不會削弱私隱，反而能讓公民更自主地掌握個人資料。

推行路線應由高風險與高頻使用場景開始，例如工作權、租住權與報稅驗證，逐步擴展至醫療及地方政府服務。政府亦應公開成效指標，例如非法就業個案的減幅、報稅錯誤率的下降、公共服務效率的提升。歐洲多數國家早已證明，身份制度並不與自由對立，只要邊界清晰、監督嚴格、用途明確，身份基建反而是自由社會得以運作的基礎。香港的經驗也顯示，只要制度設計合理、公信力足夠，身份證可以同時保障私隱與效率。英國若要重拾秩序與信任，重建一套可信的數碼身份系統，已非是否推行的問題，而是如何推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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