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最低工資遠高於香港，但更重要的是，這並不是偶然，而是一項刻意設計的政策。由2026年4月1日起，英國21歲或以上的全國生活工資為每小時12.71英鎊。按近期匯率折算，大約是132港元一小時。相比之下，香港現行法定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2.1港元，即使按照將於2026年5月生效的43.1港元計算，英國的最低工資仍然大約是香港的3倍。差距背後不只是生活成本，而是政策理念的不同。
香港的最低工資較像一條防止極端低薪的安全線，政府調整時通常以「不影響就業」為前提，因此增幅相對克制。英國則把最低工資視為勞動市場政策的一部分，用來改變整個低薪結構。英國制度的核心，是由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每年向政府提出建議。這個機構由政府、僱主與工會代表組成，負責評估經濟與就業情況，再建議新的最低工資水平，而政府通常會接受其建議。
近年英國最低工資政策的一個關鍵原則，是把最低工資鎖定在薪酬中位數的某個比例附近。2020年時英國政府已把全國生活工資提升至中位數的60%，其後政策方向是維持在約三分之二，即大約65%至66%的水平。這意味最低工資並不是單純隨通脹調整，而是刻意貼近整體工資分布。只要社會整體工資上升，最低工資便會隨之提高。政策目標很清楚：把低薪職位往上推，而不是只保障最底層收入。
這樣的設計確實帶來一些效果。當最低工資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自然上升，低收入與中位收入之間的差距縮小，整體收入不平等亦會下降。英國過去十多年最低工資持續上升，低薪工人的收入增長普遍快於整體平均水平。另一個重要效果，是減少「在職貧窮」。若企業支付的工資過低，政府往往需要透過福利補貼填補生活成本。提高最低工資，某程度上是把這部分成本重新轉回市場，由僱主承擔。
然而，高最低工資也會帶來副作用。當最低工資愈來愈接近整體薪酬水平，企業內部不同職級之間的工資差距便會收窄。對企業而言，這會壓縮薪酬結構；對員工而言，也可能削弱向上晉升的經濟誘因。如果初級職位的工資已經接近更高級職位，部分員工未必願意承擔更大責任去換取有限的加薪。這種「壓縮薪酬階梯」的現象已在部分服務業與零售業出現。
另一個長期爭議，是最低工資會否影響就業。英國財政研究所（IFS）指出，過去多次提高最低工資後，整體就業並沒有出現明顯下跌。很多企業會透過提高效率、微調價格或壓縮利潤來吸收成本。不過研究亦提醒，這並不代表最低工資可以無限提高。當最低工資佔整體薪酬比例愈來愈高，企業調整空間會逐漸減少，就業風險亦會上升。問題從來不是會不會影響就業，而是高到哪個水平才開始出現問題。
年輕人往往是最敏感的一環。英國一直為不同年齡設定不同最低工資水平，原因是年輕人的平均技能與生產力較低，如果使用同一個門檻，僱主可能會減少招聘入門職位。工黨政府原本提出逐步把全國生活工資擴展至更年輕群體，但最近態度變得較為審慎，正是因為擔心在經濟不確定的情況下，過高的青年最低工資可能會令企業減少聘用年輕人。
現有研究並沒有一致結論顯示最低工資已明顯打擊青年就業，但部分研究指出，企業可能會以其他方式調整，例如減少工時、提高招聘門檻，或縮減培訓與學徒職位。這些變化未必立即反映在失業率上，但會影響年輕人踏入職場的機會。低薪委員會在最近的建議中亦提醒，青年工資政策需要更加謹慎，以免過快上調而削弱入門職位。
最低工資表面上只是一個數字，但實際上反映一種社會選擇。英國選擇把底線推得更高，以減少低薪與收入不平等，同時希望企業透過提高生產力來承擔成本。香港則更傾向維持一條防止極端低薪的安全線，避免對就業造成過大衝擊。最低工資可以拉高底線，但底線愈高，企業與勞工都要重新適應新的結構。問題從來不只是工資多少，而是社會願意承受多少調整成本。
